装着半部中国平民史、[铁皮方盒里]、北京吉普车

它首先是“公家”的象征，在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年代，一辆军绿色的北京吉普驶过尘土飞扬的街道，往往意味着某种权威与使命，它是县长的座驾，载着决定一方水土的政策与文件，颠簸在走访公社的土路上；它是地质队的腿脚，驮着仪器和帐篷，扎进荒无人烟的戈壁滩；它也是电影放映队的载体，当它在打谷场边停下，卸下胶片与幕布，就为一个个村庄点亮了夜晚的文化之光，它的后座，可能坐过眉头紧锁的干部，也可能挤过一村子盼着看《地道战》的娃娃，它是国家力量抵达基层最末梢的触角，粗糙,但可靠。

在北京汽车博物馆的角落里，停着一辆褪色的绿色吉普，它的漆面斑驳，座椅开裂，仪表盘上的指针永远停在了某个过去的时刻，可当阳光透过玻璃洒在它方正的引擎盖上，恍惚间，那粗糙的铁皮竟泛起一层温润的光泽——仿佛这不是一辆车，而是一台时光的显影液,正缓缓析出几代人共同显影的平民史诗。

那辆停在博物馆里的北京吉普，沉默着，但仔细听，它的铁皮之下，似乎仍回响着乡间土路的沙沙声、厂区锅炉的轰鸣声、市场开市的喧闹声，以及一个民族在颠簸中奋力前行时，那粗重而充满生命力的呼吸，它不仅仅是一辆车，它是一个铁皮方盒，里面装着的，是半部热气腾腾、尘土飞扬的中国平民奋斗史。

当最后一辆经典款北京吉普驶下生产线，一个时代悄然落幕，道路上充斥着设计优雅、智能舒适的各类车型，但偶尔，当那熟悉的方正身影和铿锵有力的发动机声浪掠过街头，依然会瞬间拽回许多人的记忆，它不再代表先进，却沉淀为一种文化符号,一个时代的路标。

这辆车的原型，要追溯到1965年，那是一个线条必须硬朗、功能绝对优先的年代，当第一辆BJ212驶下生产线时，它几乎没有任何“设计”可言：笔直的挡风玻璃，裸露的门铰链，帆布车顶需要手动撑起，它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征服中国最复杂的路面而存在，正是这个粗糙的“铁皮方盒”，在此后近半个世纪里，驶出了生产线,驶入了中国社会最真实的肌理。

更深远的影响，在于它如何塑造了普通中国人对“车”，乃至对“远方”的初始想象，在轿车仍是奢侈品的八九十年代，北京吉普是无数男孩（甚至不少女孩）关于汽车的启蒙，它方头方脑的轮廓，极易用铅笔勾勒；它机械简单的结构，让每个少年都觉得自己能弄懂它，它没有流线型的科幻感，却有一种可以信赖的亲切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敞开的帆布顶棚（或可拆卸的硬顶），它与生俱来的“野性”，在人们心中悄悄埋下了“走出去”的种子，它不像轿车那样，意味着一个封闭的、驶向固定目的地的空间；它更像一匹可以驾驭的马，指向道路的尽头，指向未知的山野，可以说，中国最早一代自驾游爱好者、越野文化萌芽的土壤,正是由北京吉普车坚韧的轮胎所碾出的。

它的故事里不全是浪漫，冬冷夏热、噪音巨大、漏风漏雨，是乘坐它必须付出的代价，它没有精致的体验，只有直接的反馈，但也正是这种“不舒适”，构建了一种奇特的平等与真实，无论你是领导、企业家还是普通乘客，在它面前，都得一同承受风雨，一起感受颠簸，这种共同的体验，消弭了某些隔阂，留下了许多同甘共苦的朴素记忆，它是工具，是伙伴，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一个特定阶段的忠实产物，不完美,却不可或缺。

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起，北京吉普的角色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转变，它开始从“公家”走向“私家”，从“计划”驶入“市场”，最先拥抱它的，是个体户与乡镇企业家，他们看中的，不是轿车的舒适与气派，而是吉普车能拉货、能跑烂路、皮实耐用的“生产力”，一辆北京吉普，前面坐人，后面塞满货物，就能串联起城乡的物资流通，它见证了第一批“万元户”的诞生，参与了乡镇企业的原始积累，它的引擎轰鸣声,与市场经济的早期心跳同频共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