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条路,更像一个“故乡发生器”，对于扎根于此的南京人，它是乡愁的物质锚点，梧桐一叶，便可梦回金陵，对于本地的乌鲁木齐人，它则是“内地”的一个亲切切片，是他们理解遥远江南的一扇窗，而对于更多如我一般的漂泊者，它制造了一种更为复杂的认同，我们在这里，同时与两个“故乡”对话：一个是地理的、血缘的故乡，另一个是精神的、文化的、被道路所暗示的“异乡的故乡”，这种双重性，解构了故乡的单一性与纯粹性，让我们意识到，现代人的情感地图，本就是由许多条“命名之路”纵横交错而绘成的。
符号一旦落地,便会与土地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，南京的“魂”，是秦淮河的柔波、紫金山的林霭、民国建筑的沧桑与梧桐树绵延的荫蔽，而乌鲁木齐的“魄”，则是天山的雪线、干燥的季风、巴扎的热烈与维吾尔花帽上跃动的色彩，当“南京路”这三个字被刻在西北的路牌上，它便注定要经历一场不可避免的“在地化”蜕变。
乌鲁木齐市南京路,从来都不是南京，它是一场命名带来的美丽误会，一次跨越千里的文化嫁接，一个在异乡被反复讲述、不断添砖加瓦的关于故乡的故事，它让两种风物在此狎昵，让两种乡愁在此和解，走在这条路上，你最终明白，重要的不是路牌上刻着谁的名字，而是这条路上，生长出了怎样独一无二的生活，沉淀下了如何只属于此时此地的、混杂而蓬勃的情感，它告诉我们，所有的故乡，或许都是在路上，被我们亲手重新发明出来的。
我沿着南京路慢慢走,梧桐树荫下，是川流不息的“新A”牌照汽车；临街的店铺，维吾尔大叔的烤馕坑与南京灌汤小笼包店比邻而居，馕的麦香与汤包的蒸汽在空气中交织，一家挂着“江南丝绸”招牌的店里，艾德莱斯绸的绚丽图案与苏杭的素缎并肩悬挂，光线透过橱窗，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织物光泽上跳舞，路的另一端，现代化的购物中心拔地而起，玻璃幕墙反射着天山博格达峰的雪顶——那是任何一座江南城市都无法复制的、雄伟的借景。
这条路,诞生于一个宏大的命名系统，上世纪九十年代，乌鲁木齐的城市骨架向西北迅猛拉伸，这片新生的区域需要道路的名称，规划者或许带着一份朴素的、中国式的地图情结，用一串东南沿海的繁华都市之名——北京路、上海路、广州路、南京路——来为这片西北新城加冕，这并非乌鲁木齐的独创，在兰州、在西宁，你都能找到类似的“城市地理图谱”，它像一个隐喻：用符号的移植，来完成一种经济与文化上的“援疆”。“南京”不再仅仅是那座秦淮河畔的六朝古都，它成了一个流动的能指，一个被西北的太阳重新晒出意义的符号。
在乌鲁木齐的街头,我向一位维吾尔族老人问起南京路的方向，他眯起眼睛，用带着口音的汉语说：“往前走，闻到梧桐树的味道，就到了。”我依言前行，果然，在干燥的空气里，一丝熟悉的、湿润的、属于江南的草木清气，隐隐约约地飘来，路的开端，两排法国梧桐赫然入目，枝叶在戈壁的风中翻出银白的背面，哗哗作响，像一场来自四千公里外、长江之畔的潮湿耳语，我站在这条以“南京”命名的路上，脚下是亚洲腹地坚实的土地，目光所及，却是被精心移植的、属于另一座城市的骨骼与记忆，这一刻，地理的遥隔被诡异地压缩，一种复杂的乡愁，并非指向单一的原点，而是在两个端点之间拉锯、生成。
我走进一家由南京迁来的老夫妇开的盐水鸭店,他们说着糯软的南京方言，抱怨着这里的气候“干得咧，鸭子皮都要格外小心晾”，但谈起生意，他们又笑了：“这里的羊肉好，我们用本地的香料稍稍改了点配方，哎，结果好多本地朋友也来买，说别有风味。”这只“改良”的盐水鸭，成了这条路最好的注脚：它保留了金陵风味的基底，却无可避免地吸纳了西域的孜然与风沙，成就了一种崭新的、只属于此地的美味，这便是一种文化的“榫接”，不是生硬的覆盖，而是在交界处打磨、适应，最终长成一体。
黄昏降临,南京路上的路灯次第亮起，与江南路灯的暖黄不同，这里的灯光在清澈的夜空下显得格外明亮、锐利，仿佛要刺破无边的黑暗，我回头望去，梧桐的轮廓已融入暮色，而远处天山山脉的剪影，如沉默的巨人，守护着这片土地亘古的苍茫。
微信扫一扫打赏
